李公明荐书 | 读他们的人生，了解“我”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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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有哪些好书值得一读？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 

去年岁末的时候

我们邀请了著名学者李公明列出了一份书单——

视野开阔、成色十足；有摘有评、蕴宝其中。

李公明早在十几年前就被称为“广州藏书最多的人”

平时徘徊书香笔墨之间

读书为生，枕书而眠，涉猎广泛

除了读书，他还笔耕不辍

不仅在美术专业领域著作颇丰

还发表大量时评篇章

“对所有不对的事情直接说不对”

本次所荐图书更是囊括文史哲等多个社科领域

堪称一场好书盛宴

小编将分几期奉上

对爱书人来说按图索骥也未为不可

公明评点

好书共赏

传记篇

1.《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我们将让红旗继续在此飘扬”

读《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周全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存留在这位世纪老历史学家、欧洲老左派记忆中的历史细节，尤其是1968年在巴黎亲历学生风暴的细节。看“这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如何在回忆中叙述1968年，看这位“终生不渝却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如何以历史学家与亲历者的双重身份谈论左翼知识分子传统与街头政治，是一种难得的包含有激情与理性反思的阅读体验。

霍布斯鲍姆在临死前说，希望人们会这样记住他：“这是一个始终高举红旗并不断挥舞的人。”他在这部自传中引用过《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话，“就让懦夫退缩、就让叛徒冷笑，我们将让红旗继续在此飘扬”，把它放在左翼传统与街头政治的情境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感受？

回到全书的结尾：“但不管怎样，我们千万别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与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自发变得更好。”（第532页）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欧洲老左翼知识分子最后的心声。

2.《第二本书》

娜杰日达的“我”与“我们”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第二本书》（陈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主要讲述她与曼德施塔姆的相遇和日后的共同生活和心灵共鸣的轨迹，从中更多反映出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娜杰日达对“我”的存在状况的分析有多重维度。首先是“我”的消失和禁忌，其次是“我”的消失与时代病症的关系，最后是“和‘我’同时消失的还有生活的意义”（6页）。

在“我”消失的时代，幸好还有诗歌使“我”得到保存和重生，“诗歌”与“帝国”的对立因此而建构起来。在“我”之后，第三章的题目是“我们”。有各种性质的“我们”，在宣传话语中的“我们”是虚空的，而能够找到真正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比水还静，比草还低，没人看得见他们。”（26页）

 “真正的‘我们’不可动摇、无需质疑，并且始终不渝。它坚不可摧，无法被瓦解、被破坏。即使用这个词语称谓自己的人已经长眠于坟墓，‘我们’依然不可侵犯，完好无损。”（30页）娜杰日达的“我们”和“这一代人”这些概念可以唤醒我们某些记忆。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供状”

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刘佳林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8月）主要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被捕受审、十年服刑与兵役、最后历尽艰辛重返彼得堡的经历。

该书第四章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入狱后受审的情况，“自我控制”与“没有供认一切”就是他的策略，使他的口供看上去既有真实性，又可以避免出卖朋友的道德谴责。

更为奇特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我辩护中以逻辑性把讽刺与自我辩护融合在一起：他说正因为信任政府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他才敢于自由地说话，而害怕说真话不仅是对自己而且也是对政府的侮辱。

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言不讳地说，“很明显，我谈论政治、西方、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但我们的时代谁没有谈论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呢？如果我没有权利表达我的见解，或者赞同本身很权威的这类见解，我为什么要上学，知识又为什么要唤醒我的好奇心？”弗兰克说：“这种发自肺腑的呐喊是俄国知识分子遭受压迫的真实状况的鲜明写照”。（51页）

4.《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隐藏的手”与“可能主义”

读杰里米·阿德尔曼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贾拥民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真有一种在20世纪思想与斗争的巨流中“御风而行”的快意—— 

那是因为赫希曼在少年时代以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为起点的 “奥德赛之旅”几乎贯穿了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重大政治斗争、思想史和学术史，在赫希曼身上汇集了战士（从欧洲游击队到美国陆军）、思想家（从吸收到原创）、学者（从经济学到跨学科）、改革家（从理论到行动）、世界公民（从流亡生涯到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的跨国工作与生活）等多重身份；终生不懈地阅读、观察、行动、实践，是其“worldly ”（“入世”）的最好诠释。他跨越边界、突破禁区、以分离促成组合、以选择创造机会、从不可能中发现可能——他甚至创造了“可能主义”（possibilism）这个术语。

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赫希曼揭穿了许多“预测”、“定律”的欺骗性。他在《自我颠覆的倾向》中明确宣称不相信存在什么“最好的道路”，也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破除了“共识”神话，同时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排版 | 罗婉

封面图 |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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